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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世代与人类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智慧
发布时间: 2021-03-05 10:33:58
内容来源: 腾讯网
标签: 人工智能

智能技术的泛在性与深度渗透一方面是人类智慧的表征,另一方面却又让人类对自己的智慧表示担忧。当今技术的发展迫使我们需要仔细思考我们该如何有智慧地活下去,避免文明的脆断与自我的迷失。恰如段伟文教授在《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一书的跋中所写:“今天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并进行价值对话?”这种对话至少满足我们有对话能力和该对话是有价值的两个基本条件。也就是说,要进行这种对话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还知道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还能力思考我们是谁,这个对话的过程是我们在厘清自己是谁,这个对话的结果是我们想谋划或规划一下我们自己应该是谁,并且这种谋划或规划是有价值的。从本质上讲,这种对话就是技术时代的人类在技术之力与伦理校勘的双重驱动下找寻自己。

1、技术之力:认识自己的新场景

我们生活在技术造就的世界之中。我们的文明与技术息息相关,如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我们甚至用技术来划定时代,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计算机时代、智能时代等。技术不仅仅是作为工具进入人类社会,更是作为人类生存的方式进入到对人的塑形之中。在技术与人的互动之中,技术之力在构成人类生存场景的过程中,开启了人类认识自己的新场景。

当技术以族群或者汇聚的形式出现时,一项新技术的介入可能会燃爆某种境况。“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和社交新媒体的出现,接上大数据这个自来水龙头之后,这一曾经独孤求败的屠龙刀才有了用武之地。”反观这段话具有极强画面感的表述,在大数据技术自来水水龙头的给力下,智能社会如虎添翼。但若因这个水龙头失灵而带来的水漫金山,当数据洪流带着泥沙砸过来,且这些数据还是智能的,那人类该怎么办呢?

在技术之力面前,人类应该保有自己的独特判断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在人与技术的博弈中彰显一下自身的智慧。如,在从A地到B地的过程中,我们会借助导航系统,并通过自己的判断力进行取舍,智慧地选取觉得最优化的一个方案。这种取舍貌似是人类智慧的主场,事实上是我们在人与技术的共融场景下,用自己的智慧与技术之力进行某种平衡。若我们还可以平衡的话。换句话说在智能时代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语境下,我们力图给自己留出有用的空间。那么,怎么留出空间呢?

我在这书中找答案,答案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妨看这么一段,我觉得这是本书相当霸气也相当有想象空间的答案。“在走向智能社会的开端,人应该回归人类最古老的智慧——不仅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时刻与对世界的‘真相’的全盘揭示保持一定对距离,给人们反思自我和对前瞻未来留下微妙而必要对缝隙。”说其霸气留出空间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是因为承认人类要自己的无知;说有想想空间基于作者所言的“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缝隙是多宽?距离是多少?大家都知道有个词是零距离。若是零距离,则人类认识自己到底认识的是什么?又该如何认识自己?

2、该如何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作为一直萦绕人类的问题,也是一个恒久却又常新的问题。这绝非易事,康德关于人的四个哲学追问,即我能认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能期望什么、和人是什么一直是哲学界长期思考的话题。在智能时代,信息与数据的暗流中,这个问题更加魔幻。当今,我该如何认识我自己呢?

通过数据透视我自己,在数据与我的认知之间进行认识自己之旅。书中通过权力宰制、自我幻象、数码焦虑、虚实莫辨、信息沉溺等新技术带来了自我认识中的无根基的信息化身份认同,并形成另一个它视角的自我。曾经有《闻香识女人》,现在呢,是不是可以依数据识人?手机数据是不是助推了对自己的认知?打开手机,看看自己的体重曲线、走路步数、睡眠指数等各种数据指标,我们可以开启对自己的健康认知,再进入到对自己的全方面认知等。从中可看出,在某种程度上,是技术让我认识我自己。

就在技术开启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另一个问题相伴而至。这个问题是认识的是哪个自己?且不说,整容、或人类增强后的自己,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通过数据透镜认识的是肉身、数据人、抑或身体联网的人?在书中,作者对人给出了多种画像。当下数据处理的默认状态或者缺省值是记录,那么,会依据时间轴形成一个自我的描述。这个描述可以说是另一个数据自我与我的博弈,是一种平行式的生活,多出了一个平行的我。但事实,多元自我非但不太可能带来自我的统一,反而更可能导致自我的分裂。

3、伦理校勘是否可以让我们还能认识自己?

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著名天文学家、剑桥大学的马丁·里斯认为:每一项创新确实在一开始都蕴含着不确定性,都与风险相伴,甚至可能是一种冒险。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使得伦理的维度被视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技术时代,伦理校勘真的可以守护我们的本质吗?

书中坦言:“一般而言,针对科技应用和研究的完整的规制体系主要包括技术标准、伦理规范和法律规定三个层面。但鉴于虚拟现实属于新兴科技,客观上具有技术超前和法律之后的特征,则使得伦理规范成为规制体系的关键环节,一方面追赶技术发展,使伦理规范嵌入技术标准,并与之相互整合,以实现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另一方面为后续法律规定划定价值底线与权益边界。”所以,在对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的回答中,我们需要伦理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伦理智慧是破解该问题的唯一方式。

面对技术之力的无处不在,《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将技术之力以哲学的视角呈现出来,在这种呈现中,自我的迷失也迎面而来。毫无疑问,人类不愿意迷失。因此,技术的发展过程,事实上也是人类自我认识与自我表达的一个过程,而伦理校勘的恰恰是在让人类在这个过程中找寻自我。

(本文的删节稿表在《上海科技报》2020年10月16日第6版)

以柔克刚:以伦理建构的方式对抗技术理性

杨庆峰(复旦大学)

面对现代技术对于生活世界的控制,我们该如何应对?最近,《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丛书(王站、成素梅主编)的推出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整体式回应。信息哲学家段伟文的《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以下简称《基础》)更是呈现了以信息伦理反射弧为基本概念的伦理思考理路。这一思考本质上是一种柔性的接纳,因此产生了奇特的“绕指柔”效果。“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作者的思考恰恰展现了这样一个过程。从著作整体架构来看,作者指向了信息空间、大数据知识、人类深度智能化等技术形式,借助现象学反思、借助伦理学等哲学工具展开了深挖和批判,为不臣服于技术逻辑而展开运思。在这种严肃概念思维分析的背后,透露着一种道德柔情。即便面对技术理性的跋扈,也更多是想到的美好一面。

1、《基础》一书所提的问题

《基础》一书提出了两个首尾呼应的问题。在开头,作者提出了如何使得我们不臣服于技术变迁逻辑的问题。“人类必须作出的终极价值抉择是,在创新使得世界不再是过往的世界,我们不复是从前的我们时,如何使人性依然可以在框定技术前行的方向,而不是臣服于技术变迁的逻辑。”(p1)作者已然清晰地看到一个变化:创新驱动的时代,过去的世界已然过去、过去的我们不复存在。从时代看,我们的时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从交通方式来看,车马行走变成了高铁飞机,甚至人们期盼着未来的瞬时传送的方式。这个时代以加速和空间拉近开启了变成地球村的节奏;从人的存在来看,我们已然发生了悄然的变化。这种变化以进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从非洲走出来,然后变成了地球的主人,从偶然地借助天火,到现在可以自由地控制化学燃烧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什么?服从于技术逻辑。以计算机芯片来说,始终在摩尔定律的框架中前行。但是,人类的发展却不止于此,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摩尔定律失效了,人们可以掌控技术逻辑的发展。这一问题隐隐显示出作者力图在人类与技术逻辑和技术世界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一种平衡。

在结尾,作者更是提到了一个当前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危机带来的启示:“信息化与智能化昭示了无止境的科技未来,但是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应对文明脆断的可能?”这一问题的提出,让我们仿佛听到了文明发展之树枝在技术冲击下发出的脆断之声。我们该如何看待文明脆断的可能性,这是这一问题的意义所在。在自然发展过程中,灾难性遗忘总是不可避免地。比如个体记忆消退和被删除后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冲击下已经遭遇的断裂。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很尖锐地指向了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逻辑导致了人类文明的脆断可能性。我们把这两个问题统称为技术理性问题,而反思者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抗技术理性的无边蔓延。

2、上述问题的实质

“控制的危机”是作者2017年曾经提到的问题。“技术变迁的逻辑”则是《基础》对于整个技术危机本质的诊断。“凭借法力无边的机器智能,过去和现在已经不能满足技术无与伦比的控制力量,计算的洪流在未来已来的鼓点种入侵未来。”(p2)这一问题有哲学上的依据。“思”需要做的就是对抗技术化的控制。而反抗的根本是思考现代技术与理性的关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现代技术是现代性的极致形式,这道出了现代技术与理性之间就是一种内在的等同关系。哲学家们对于现代技术的控制本质已经给出了不同层面的反思,比如黑格尔将现代技术看做是精神外化的形式之一;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这一观念是形而上的直接指向存在显示形式。技术的控制也是理性的控制,二者的同一是哲学家带给我们的重要观念。所以,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反思理性运行成为最为关键的事情。在这一基础上,对理性极致代表形式的技术进行反思就成为应有之义。

再回到《基础》书中,作者提出的“信息伦理构建”是反思理性的一种重要形式了。这一反思严格地说属于理性内在的反思,也就是通过伦理形式来反思理性自身。在其整个文本7章内容里面,有五章直接展现了这种伦理反思的不同对象。比如在第二章展现的是对知识理性的信息伦理反思、第四章是对技术理性的伦理反思、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数据理性和智能理性的伦理反思构建。在整个逻辑中,贯穿着两条线:一是理性形式的变迁,从知识到技术,技术又表现为从信息到数据和智能的变迁,这可以与人类科技的四次革命变迁变迁形成呼应。二是伦理向度的彰显与伦理边界的构建,以反射弧为发端的伦理构建。

在诸多技术形式中,信息网络空间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为了对抗这一理性形式,作者采用了现象学的阐述方法。他重点揭示了信息网络空间的三个基本向度:对象性、意向性和交互性。在信息技术与信息经济叙事中,采取的就是将空间看做是容纳并处理对象的场所;从现象学角度看,信息网络空间是一种生长性的人的意向空间。(p38)信息网络空间是一种实时的重叠共识。通过层层剖析,信息网络空间的结构完全透明。这一章与第五章,伦理向度似乎向内收敛起来,信息网络空间自身的向度与大数据认知与社会历史维度的构建成为最后落点。

3、伦理构建的总体商榷

对于伦理内在的反思来说,其不是一种激烈的对抗,而是显示着绕指柔的意象特征。作者尽管采取了不同的分析工具,这些工具中和适用,长于揭示问题,而批判性较弱。主要通过2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不臣服于技术变迁的逻辑”。对于技术逻辑的本质揭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抨击。“数据对人的行为的绝对理解使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术,巨量的大数据实验所捕捉到的不是鲜活的人类生活,而是由数据废气构造的世界的僵尸版本。”(p16)这显示了一种理工科出身学者的情怀。但是,激情过后,那种理性的对抗并没有保留下来。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建构式的态度,而是一种否定式的表达:“不臣服于技术变迁的逻辑”。“不”与“臣服于”充分地显示了这种态度。根据一般写作的规律,引论一般都是在最后写就。《基础》的引论、余论和跋的内容均发表于2020年以后。最终,鲜明的批判最后停留在“不臣服”的否定性表达上。

第二,柔性规范。技术神话其实质使旷日持久和规模不断拓展的社会伦理实验。以往的道德规范难以应对,“只能在其技术实践和体验中,逐渐构建起相应的伦理反射弧,进而试图在各种柔性规范的基础上,制定刚性的和可执行的法律规范。”(p3)在作者这里,伦理反射弧始终是柔性规范,有别于刚性的法律规范。其作用更多是说服和感化。

最后,回到最初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对抗技术理性?就对抗而言,我们终究还是会想到一个关键的人物,利科。他选择了记忆作为对抗理性傲慢的工具。“记忆现象,和我们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为顽强地抵抗着彻底反思的傲慢。”与之相比,记忆是对理性的对抗与拯救。而相比之下,伦理的方式始终是柔性的和充满关怀的,从本质上看,伦理内在地同一于理性,而且尚需要法律的补救。从根本上来看,《基础》并不是对抗意义上的著作,因为思想的刚性经过百次锤炼已然演化为实践的柔性,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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